这学期第六次，快成实验室例行活动了
玉皇顶上，沿防火道到植物园
防火道修得一塌糊涂，植物园好像也在修围墙？
槐花很多很多

大合影

一二九纪念亭

郁郁的水杉树

　　喧腾数日的香港中信泰富炒汇巨亏案，中信泰富昨天傍晚公告，主席荣智健及董事总经理范鸿龄请辞获准。中信泰富今起复牌交易。
　　中信泰富是一间民营为表，国企为里的巨型公司，其业务遍及金融、贸易、钢铁、运输等多种领域，资产额巨大，六七岁的主席荣智健多次蝉联中国富豪榜首富，是中国巨富荣氏家族第四代传人，他的父亲荣毅仁曾任国家副主席。
　　中信泰富去年月廿日，突通告因炒外汇呈巨额亏损一百五五亿港元(六百七六亿台币)，但仅就一个月前，中信泰富还宣称，没有任何重大不利变动，欺骗股民和投资人。
　　事件爆发后，中信泰富对一批高层，包含荣智健女儿荣明方，作出脱产、降职等处分。荣智健到北京母公司中信集团求救，中信集团会商之后，决定注巨资五亿美元，挽救中信泰富。事件本来暂告一段落，但随着香港警方朝犯罪刑案调查，事态不可收拾。
　　四月三日，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派员搜查中信泰富总部．要求公司交出过去两年间签订的外汇衍生合约，以调查公司董事是否有虚假陈述、串谋欺诈等违规行为。
　　香港警方的这次调查，是推倒荣智健宝座的直接原因。自中信泰富巨亏事件爆发后，对荣智健的去留，就有不同说法，中信集团原本是要暂保其位，全力注资，力保公司。但在警方高调调查、逾间香港上市公司发表通告，与中信泰富划清界限之后，中信泰于四月六日起停牌(停止股票交易)，市场相信，事件升级，荣智健大位不保。
　　据称，荣智健卑手交出王国，除因炒股巨亏，还可能涉及罪案遭到调查。
　　香港金钟的中信大厦昨天全天被记者包围打听荣智健的去向，但直到傍晚发布消息前，中信泰富对各方搜索都不作回应。而北京中信集团的两名高层，包含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昨天则在香港中信大厦召集相关人员召开临时董事会，作出接纳荣智健和范鸿龄请辞的决定。中信泰富董事长则由常振明接任。

首先，这篇文章是反对八股文的最好范例。开篇点题，开宗明义，从一般到特殊的论证说明，最后再回到一般的问题上，紧扣当时的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是写给各级党干部看得，因此里面列举的主要问题都是关于党的领导干部的。
其次，在这篇文章中鲜明深刻的提出了党如何做领导的方法，具体来说从哲学上要一般和个别的结合，在实践上必须走群众路线，前者是后者的必然引申和要求。文中详细谈了什么是真正的群众路线，为什么要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中的领导、积极分子和一般群众的相互联系和区别对待的方法等等，最后列举了一些走群众路线的具体例子。
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群众中的英雄人物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90305/ArticelD23003FM.htm
拜读了3月5日南方周末的这篇《一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文章开头冠以“　■亲历历史”，自然是目前红极一时的口述历史的范畴了，落款“(作者退休前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57-1983年在黑龙江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工作)”看来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可惜内容实在是编的不怎样，看看什么是作者眼中的荒诞和真实吧

一、个人履历
原文提到了一个“九大”代表：王白旦，黑龙江北满的某大型钢厂工人。“九大”代表的名单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可以搜到，以下是他的截止到1989年的履历表：

　　王百得：男，汉族，1934年5月生，河北井陉人，曾用名王白旦，195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9月参加工作，初中文化。1951年9月至1956年3月为太原钢厂工人。其间：1954年12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3月至1969年2月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工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9年2月至10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0月至1971年6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党委副书记。 1971年6月至1973年7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1973年7月至1976年6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党委副书记、黑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1976年6月至1978年11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11月至1989年5月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炼钢工人。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对比一下《南方周末》给他的履历：他本名叫王白旦，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闯关东的农民。当时，因为“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好多人都吃不饱饭，甚至连树根树皮都扒下来充饥，还是解决不了饿肚皮的问题，于是，人们便纷纷外逃，寻找生路。那时，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地多人少，成了人们逃荒的首选之地。王白旦就是这样随大流来到北大荒的。正好赶上某钢厂刚刚兴建，需要大批劳力。于是，王白旦就这样幸运地进入了某钢厂。

看来作者眼中的真实，就是“大跃进”要饿死人，大批农民要逃荒才行，如果不是，那就妙笔生花春秋笔法一下就可以了。

二、当代表
他莫名其妙当了“九大”代表：当时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毛泽东还说过“工业以钢为纲”，王白旦既是炼钢工人、党员，又是造反派，完全合乎上边要求。阴差阳错，王白旦就这样成了“九大”代表。

好像这个代表的当选是名不正言不顺，这是作者觉得荒诞的第一点吧

1、是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在一个重工业为主的省份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一个主要的工业企业齐齐哈尔钢厂，有一个工人作为党代表是不是合情合理的呢？如果按照现在的逻辑，当然得厂长书记老板啥的当代表才算合情合理，所以现在看来似乎就是莫名其妙。

2、王白得是不是莫名其妙？
11年党龄，长期在一线车间工作，造反派成员，这是不是最能代表这个地区的特点呢？或者说三条里面哪条不合适吧：党员？一线工人？还是造反派成员？

三、改名
这是浓墨重彩的一章，也是荒诞的重头戏

首先是陈伯达给他改名为王白早：就在召开某次中央全会时,他对王白旦说:白旦同志,你这个名字的发音容易引起不大好听的谐音, 影响中央和你的声誉,我想替你的名字改一个字,把旦字下面加上一竖变成“早”字,合起来叫王白早,你看好不好？王白旦一听,顿然喜出望外,连声说:好,好,太好了!我完全同意。

其次是第二次江青改名：就在另一次中央全会上,（江青）亲切地接见了王白早,说:陈伯达给你改的那个名字不能再叫了,我来给你改一下:把“白”改成“百”,把“早”改成“得”,以后就叫王百得吧！王白旦听了,当然无比高兴:能够得到旗手亲自改名,那是多么荣幸!

好，这次提到了是在另外一次中央全会上的事情，看样子作者也不打算提到底是哪次全会，不过倒是同样亲身经历的一般细致。

可惜同样是写改名，发在光明网的《炼钢工人王白得传奇》就要谨慎得多，作者没有参加过九大和其他什么全会，所以提到全部是据称，而且第一次改名也是周恩来总理的提议，王白得自己怎么想不知道。

四、其他
其实原文没有其他了，匆匆写道：1976年10月6日,“伟大旗手”和她的另外3位亲密战友,突然被赶下了台,成了万人唾骂的“四人帮 ”。这使王百得深为焦虑,他饮食不安,坐卧不宁,深怕有人会追究此事。万幸的是,他和“旗手”仅有如此一面“改名”之交,在此后清查“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行时,并没有发现王白得和他们有多少牵连；另外,他虽然身居“高位”,也没做什么大的坏事。过不多久,清查告一段落,仅仅免去他兼任的那些重要挂名职务,王百得还原为王白旦,又当他的炉前工去了。这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看来作者还是没法挖出更多爆料消息了，于是只能随便交代一下其实王白得也没有干什么坏事就草草收场，似乎就是个被利用的角色，不过可惜王白得没有死，其履历表上显示他至少1989年还在工作，让我们补全吧
首先看看光明网上那篇《炼钢工人王白得传奇》：这段经历是不是更有什么可写的呢。

经过审查，中共黑龙江省委终于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做安排。”....王百得却向领导表明了自己相反的愿望：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当一名炼钢工人。一石激起千重浪，“文革”后变得 “务实”的市委机关干部们大惑不解，乃至平日熟知丈夫为人的于淑彦也一反往日的夫唱妇随，态度坚决地唱了“反调”...望着丈夫坚毅的面庞，于淑彦知道再劝也不起作用了。与丈夫共同从患难中走过的于淑彦，理解金色的炉台是丈夫生命的舞台，重视政治声誉的他要用劳动的汗水洗刷“文革”给他蒙上的污垢，用对社会的创造和奉献体味人生的快慰，用自投炼狱般的锻造以正世人的评说。十年来丈夫心中还有一个不解的情结：九届一中全会上，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炼钢工人王百得，毛主席握着王百得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你是代表工人阶级的。”这句话从此在丈夫心里扎了根，成为他生活的宗旨。1982年，王百得回到了北钢平炉分厂护炉组。为了炉上有事招呼方便，年过五旬的王百得吃住在厂区宿舍，一干就是13年，直至1995年退休。这期间，他的爱女和长子相继因尿毒症和胃癌病故，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两度在这个家庭上演。

终于，黑龙江省委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作安排。”两种职务安排，请他选择：另任新职，或易地做官。已经厌倦官场的王百得明确表示：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但是，王百得毕竟当过“中央领导”、市委副书记，工厂给他安排了一个平炉分厂“顾问”的衔，既指挥不了人，又不用参加一线劳动。可王百得一回厂就三班倒，真正当起了工人。一天深夜，一号平炉后墙塌落，钢水一旦冲出炉体，便是塌天大祸。总厂领导和总工程师在现场紧急磋商，决定放掉钢水，熄火检修。“不能这样，用烧结法可以维修后墙。”不知什么时候，王百得凑了上来。一位好心人悄悄拉他衣角：“别忘了，你是个啥身份。 ”王百得全然不顾继续说：“如果停炉，小修也要3天，少出10炉钢，损失可就大了。”此时，钢水已从炉体的裂缝渗漏，事不宜迟。王百得大胆的建议终于得到允许。年过半百的王百得，在炉前干了一个白班又连着干了一个通宵，平炉后墙终于被修复好了。工友们欢呼雀跃，跑去为王百得请功。为了工作方便，“编外炉长”王百得从回厂的第一天起就吃住在厂区宿舍，连续15年与市里上班的妻子分居，隔断了丈夫对妻子和父亲对孩子的照顾。15年间，爱女和长子相继病逝。然而，悲痛没有动摇王百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炼钢工人的决心。1989年王百得临近退休。妻子为他设计好了退休后的生活：受聘到市内一家区办企业，每月可轻松地多拿400多元报酬。然而，分厂领导愿意再留他一段时间，搞好“传、帮、带”，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1990年后就不属于编内职工了，在待遇上除了 100元的补差费，什么加班费、奖金、升级等统统没他的份。然而，他说：“只有炉上需要，我就干！”他又在炉前奋战了5年。

看到这里，对这位11年党龄、炼钢工人、造反派出身的“九大”代表，是不是还觉得很荒诞？

去年群体事件不断，抄一点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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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点，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突然来了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

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们一定要引为鉴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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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30--362页）这一段在八卷的文集中找不到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遍地英雄下夕烟，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

偶尔在某论坛上看到一个2005年的重点大学生源的调查

重点大学农村生越来越少

这个是2005年的结论，最近的可以看这里

城乡教育差距显性转隐性 重点高校农村生减少

一个例子是清华大学

农村孩子上重点大学比例下降 已成为高职生力军

还有其他细小的例子，虽然不足以概括全貌，也算一孔之见：

大学生阶层的贵族化

农村娃上大学比重下降隐情何在？

以温家宝总理的一句话作为结语：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嗯，回来把文章认真写写

自己的知识面还是太窄了，或者说太杂了，要提纯提纯，当然前提就是自己对社会深入不够。股票、货币、统计、金融、银行，这些东西像一块大磁铁吸引着自己，因为不了解这些上层问题，就难以理解社会上的林林总总的问题，带着问题去批判的学习吧。

09年的话题很多，一方面是中国以巨大的生产能力和货币储蓄屹立于经济危机下，卓尔不群，让人喜欢又让人畏惧，一方面则是国内问题和矛盾继续酝酿，各种利益体日益明晰和分化，经过08年的风风雨雨，更让人眼明。

据说人类历史上所有大国的崛起无不以对外转移矛盾引入活力为先导，而又总是以自身输出太多吸收脂肪太多而导致活力下降垃圾增多而崩溃，中国五千年文明，上演了一幕一幕这样的轮回，世界历史概莫能外，这才是一个历史的宿命？宿命中的上帝之手是什么呢？

明太祖立法周详，而子孙渐自败坏，自万历病入膏肓，虽烈帝殚精竭虑，终无力回天。这句话最近刚看，以史为鉴。英帝国1640年开国，迄今三百五十余年，早显颓唐；米帝国1776年以独立宣言而立于世，迄今也以二百有余，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若干次；日帝国1868年维新立国，历经百五十年而今，百足之虫耳。纵观上下五千年，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花开花谢总无常。共产宣言一声响，惊破千年夜茫茫。

打破历史宿命谈何容易，非聚众人之力，毕世代之功不可，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要拯救只能靠我们自己，打掉身上的寄生虫，总是艰苦，何况寄生虫早就钻入脑髓，深入骨髓，很像三尸脑神丹，须有大毅力长眼光，用刮骨疗伤的精神，找到洗髓易经经，才能战胜之。常记得《生化危机》中的怪物，而今体谅，原来此怪物就在我们身上，正如紫青双剑合璧灯芯一般，要想立地成佛又是如何的艰难呢？《大话西游》看过无数遍，此时方知世上没有观世音，也没有孙猴子，要超度众人，也要超度自己。

1966年作，2008年翻读，时隔42年，倒也应景。

《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七律·再有所思》

鼠去牛来原应贺，岂料风雷扰云霞。千门万户愁炊米，百紫千红散烟花。胡总重回井冈下，温相再临欧罗巴。风水总是轮流转，不知今日到谁家。

作者：老田

【这几天，华岳论坛有好几个网友就政治人物的评价问题，发生争论，我刚刚好在这个方面也有一些想法，所以特地写一篇文章凑一下热闹】

共产党干部群体一个首要的特点是，缺乏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这是不言而喻的，毕竟绝大多数干部都来自从前的被统治阶级。文化和管理方面的人力资本积累，显然是服从社会分层的规则，密集分配于社会上层和旧统治阶级群体中间。

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党官员就其本身而言，无论是知识还是经验，都远远比不上国民党那边的。所以，共产党的成就不能够归结了个人素质和能力，只能是从个人之上的集体层面上去寻找解释。我记得铁流写过一篇文章，论述彭德怀老总的执政官生涯，说他跟绝大多数上下级关系都处理得很不好，印象中间，这个人执政不仅未能解决一些问题缓和一些矛盾，他本人反而是问题和矛盾的制造者。其实还可以多问一个问题，小平这样的先生在执政能力方面跟老彭同志相比，又高明多少？不仅仅一个彭德怀老总是这样的人，一代革命家多数是粗人出身，待人接物方面，缺点大大的有，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问题在于，水平很低、缺点无数的共产党干部群体，为什么能够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并且以三十年时间完成了初级工业化？对于共产党的这份能耐，毛泽东晚年有一个总结和解释，他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换言之，共产党人的成就不能归结为个人能力，共产党的整体成就不能作为领导人个人素质如何的评价依据。

对于个人与整体成就的关系，如何看待，是两百年来左右翼思想方法分歧的焦点。左翼是现实的批判者同时还是新社会的建设者，所以，左翼思想方法总是要从混沌一片的现实中间，抽象出各种功能要素和结构要素来，试图形成新的更理想的组合；右翼则是一种“混沌学”方法，把个体的本身素质和特点作为结果的第一位原因来看待，所以需要以结果来衡量检验个人，并赋予个人以奖励，例如权位、金钱，市场经济的根本逻辑就是赚钱最多的人是能够发挥资源要素效益最大的人，所以结果是有效率的。左翼思想方法的要害是一种“解剖学”的方法，人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分析方法要从社会关系中间提炼出“功能要素”或者“结构要素”出来，寻找新的条件和新的搭配，这样就组织起新的社会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寻求好的结果。所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恰恰不是右翼思想方法的特点，而是左翼思想方法的常规。在对待历史人物方面，是否把个人素质与大事件结果分开看待，是左右翼思想方法的关键，也是是否承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的关节点。换言之，人们通常觉得很公正很公平的绩效评估方式，不符合左翼的世界观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混沌学”方法。（这个区别是借鉴了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的看法）

当权派这个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一种左翼思想方法的综合运用，这意味着即便是共产党人执政，也有一个丧失代表性的问题。当权派的本义，是说一个人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不体现他本人的性质，或者换句话说，一个人不会因为他是党员就自然地获得代表党的资格，也不会因为他的职位就自然获得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资格。当权派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超出“混沌学”的看问题方式，把个人与个人所处的岗位、所获得的党派符号，区别开来看待。反过来，个人主义的理性方法，则是一种混沌学的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无论资本家还是管理者，他个人的成就都通过“结果”来评判，好的结果代表好的个人素质，互为因果关系，提职、加薪与发财致富，都认为是“贤选”标准的落实，实现了资源要素的有效利用，被包装为社会进步的需要和必然。

这种贤选标准与共产党人的成就，发生了严重矛盾，一帮子文盲半文盲工农干部，是如何打败了国民党高素质官员并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呢？按照毛泽东的权威解释，共产党是人把个人的智慧相加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的。这里的决胜点在于：共产党人能够实现群体智慧的相加，而国民党人则无法实现或者只能在较小的程度上实现，只有考虑到这种内在的差别，共产党人的最后胜利这一结果才可以与较差的素质进行对照解释。

中国古人有一个悠久的认识论口号——“去私欲之弊，见天理之明”，意思是说，一个人越是走出自己的私利私欲的局限，才能更好地扩张自己的胸怀和视野，那些带有根本性的道理就会 “自动地呈现”在眼前。共产党人在建国后极大地扩张了干部队伍，许多从前的被统治阶级成员都得到了管理岗位的锻炼机会，并积累了深切的体会，一个河北姑娘吕玉兰在小学毕业之后，当了十年的合作社社长，于1966年春天对记者谈了自己的学毛著体会：“依我看，私心眼的人最没见识，最愚蠢，一个人有私就有偏见，无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吕玉兰：《十个为什么？——读毛泽东的书的一些体会》，19966年6月14日《河北日报》第一版）

吕玉兰的体会很符合中国古人的认识，也很符合为什么共产党人素质条件和最终成就之间的巨大落差。共产党人能够成就事业，关键就在于设立一个制度，让共产党干部遭遇到极为严苛的批评和监督，更大程度地减少私心和私欲，这样，才能在千千万万人的大集体中间做“加法”，把个人努力打最少的折扣，更为完美地加总到整体努力中间去。把个人的局限和缺点，在集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间，得到最大限度的削减，从而顺利地生成集体智慧。国民党做不了加法，或者说做加法时折扣太大以至于影响整体效果，都是因为他们背负着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不能有效地去掉私心和私欲对于整体智慧、整体力量形成过程的妨碍。

在个人与集体中间做加法，核心就是党的组织模式，以及路线。毛泽东从井冈山开始，就注重两个方面的斗争，一个外部的对敌斗争，一个是内部的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在整体上是要求最小化个人主义，私心和私欲，把个人智慧和力量更完美地加总到集体事业中间去。但是，路线斗争的内容，却不是简单地取消个人主义就能够简单实现的，这意味着集体智慧和力量形成过程的现实障碍是如何表现的，又是如何排除的。

在最近的两年内，老田集中阅读了百把种老革命的回忆录，并访问了三十多位老红军、老八路军和新四军等革命亲历者，初步形成一个看法：毛泽东毕生在党内进行的路线斗争中间，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针对历代统治阶级的管理经验积累，这构成对共产党人的思想禁锢；第二个是共产党人作为普通人，在考虑问题和做事情的时候也难于摆脱自身利益和欲望的牵制。在井冈山的第一轮路线斗争中间，周总理与毛泽东的分歧，从属于思想禁锢方面（体现的旧统治阶级管理常规的“ 经验主义”）；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分歧，更多地集中于个人欲望难以克服方面。刚刚好，周总理的管理认识是多数，彭德怀的状况也是多数，这两个人都是有代表性的，而毛泽东的看法则代表了要人们超越那些很难超越的思想禁锢和个人私欲，所以，毛泽东是少数派。

毛泽东多次对身边的人讲过，我党我军第一层次的军事将领只有“林粟彭刘”四个人，这个判断上很多老同志都有同感，其他人都差的很远，凑不上数，跟军衔资格资历的因果关系不密切，这个认识也可以与网友们的看法进行对照。毛泽东后来还对他的侄儿讲过，井冈山根据地的失败，军事责任应该总理来负，政治责任应该博古洛甫承担，毛泽东这么讲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追究个人责任的意思在内。这个讲法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了保护多数干部最低限度的工作威信，在六届七中全会决议中间，并没有把话摊开来讲，而是把问题扣在王明和李立三头上（这两个人在党内基本上是孤家寡人，批判他们在干部工作威信方面的损失，被人为地最小化了），通过批判他们来纠正大伙的错误认识，提醒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在阅读回忆录和访谈老革命过程中间，我形成一个很明晰的看法，其实王明的真实代表是周总理，李立三的真实代表是彭德怀，而且井冈山失败的责任主要还不是出在认识错误方面——即出在周总理身上，而是出在彭德怀身上。

大体上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初步结论：彭德怀打下长沙之后，对于国民党而言原本仅仅属于湖南江西地方事务的“匪患”，就上升为一个全国性问题了，蒋介石开始接管“剿匪”任务，这对于新生的共产党人而言，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是一个无法应付的挑战。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间，周总理按照管理常规经验运用兵力和战略战术，搞“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敌人”“六路分兵”，不过是输得比较快、比较惨和比较难看而已，即便是全面依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最后的结果估计也就是能够多撑上一些时候，可能会在第六次或者第七次反围剿时期，才遭遇到整体性失败。

井冈山失败的关键在于，在有形实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共产党人还没有发展出一整套提升无形实力的方法，因此，还不具备与国民党进行全局决战的条件。在共产党管理层素质不足时，最大化管理绩效的扁平化管理方法（毛泽东自己称之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还没有成熟时，毛泽东当然是党内少数派，这意味着还没有培养出一大批走出了狭隘的传统管理经验的干部，这个时候肯定是没有能力和资格与强大的国民党政权进行决战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彭德怀打下了长沙，这等于是提前向国民党发出了决斗书。毛泽东的路线斗争，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是没有简易手段进行处理，个别人的不足可以通过组织和人事手段迅速排除，因为持错误认识的是多数人，所以只有一个教育和说服的方法，团结——批判——团结的公式，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这些手段加起来还不见得有效，往往需要一个外在的严厉的限制性条件之后，才能等来多数人的觉悟。这是因为代表管理常规经验局限的周总理，在党内是代表了多数人的认识境界，彭德怀则代表了那种“打下大城市是为了到那里大吃大喝”那部分多数，这两个多数在党内干部群体中间占据几乎百分之百的数字，大概毛泽东是唯一的另类，林彪等少数几个有觉悟的人算是半心半意的跟随者。

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路线，在开始阶段的说服力不足也是一个原因，海外学者陈志让有一个看法，认为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还未能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劝说同志们放弃不同意见，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井冈山争论的问题，要等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才逐步得到解决。即便是等到毛泽东写完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章之后，彭德怀仍然置之不理，搞了百团大战后期的攻坚战。

我个人非常钦佩周总理这个人，他人品很好，基本上没有多少私心，能够及时地抛弃自己的错误看法，走出常规经验的局限，并逐步提高自己的觉悟，终生革自己的命，从不停歇。文革期间他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无数次地对青年学生造反派讲党内错误路线，希图减少年轻人犯同样的低级错误，其中有一次他还讲到，我不跟你们讲对不起毛主席，毛主席要我耐心教育你们，但是我知道，就算是讲了也不一定起作用，我们自己很多人当初就是在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之后才慢慢觉悟的。这说明，抛弃一个人的错误认识，提高觉悟是一个何种艰难的过程，周总理的体会是符合历史演变的实际的。

彭德怀之所以成为“个人难以摆脱常见私欲”的代表人物，而不被看作是立三路线的被动执行者，这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在井冈山时期通讯不畅，上面的指令并不能有效地起到约束作用，二是这个人几乎每一次犯错误关头，都冲在第一线来表现自己，几乎不会吸收教训；并且打大城市的错误，还是发生在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作出之后，这个决议中间明确批评过某些同志之喜欢打大城市，不是为了去那里做工作，而是为了去那里大吃大喝。看一看彭德怀的错误清单是有意义的——井冈山错杀王佐、袁文才有他；打长沙是他；为了说服他不打南昌，峡江会议毛泽东和周以栗做说服工作，十分艰难，会议竟然开了一个多月，才最后听了劝告；顿兵于坚城之下，要打赣州，他又一次附议，引致严重失败；百团大战从最初设计的破袭战打成最后的攻坚战，完全不考虑八路军的武器状况，又是他；解放战争期间在陕北又去打榆林；建国后又有朝鲜战场九兵团没有换装直接上东线的严重失误。看了这个清单，发现我自己很熟悉这样的人，乡下人说“二愣子”或者说“ 头脑里少根筋”，就是这个状况。我这么说，没有任何刻意贬低彭老总的意思，我自己其实也有点“楞”，倒是很理解他，没有以此证明他很坏的意思，而是讲这是一个很难超越的、有性格缺陷的普通人的通常境界。正因为人是特别难以改变，所以，毛泽东在党内高层的少数派地位，才从井冈山一直保留到他最后离开这个世界。而彭德怀之所以成为党内一个倾向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二愣子”性格，头脑不会转弯，还有一个是他较高的地位，让他在党内有着比任何同类人士都多得多的表现机会。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共产党之所以成其为共产党，需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个人心灵痛苦、不必要的巨大牺牲和激烈的斗争成本，首先要放弃并不过分的私利和私欲，同时还要放弃那些看起来颠扑不破的老经验。毛泽东后来反思说，如果没有苏区的失败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人是教育不过来的。所以，成功虽然体现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表现为建国后文学作品中间的赫赫将星，但是，牺牲确实普通的老百姓和不知名的战士付出的，毛泽东始终不愿意贪功，就跟井冈山时期一样，继续当那个另类，1964年全国学毛著热潮中间，他曾经对康生说：毛选不是我的，是老区人民付出了血的牺牲之后，才得出来的一点东西。这个说法中间，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正是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间，才产生了新的认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思是，只有通过巨大的失败才在共产党内部产生一个过滤机制——正确的思想和路线才会被遴选出来，错误的思路路线才会被淘汰出局并失去影响力。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亲自把共产党党史线索定性为十次路线斗争，这里头包含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共产党人不是天才，是充满着各种缺点和不足的普通一兵，要成为一个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集体，必须经过一个让本人觉得痛苦无比的觉悟和磨砺过程——路线斗争思想斗争过程，一个人之所以成其为合格的共产党员，都是通过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等七斗八斗，才最后斗出来的。共产党人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的监督，反对垄断管理权力，无条件开放管理过程让群众参与，其基础认识就是不同意共产党人高人一等的假定，不同意把共产党领导成就的事业作为官员的政绩来看待，不认为共产党官员可以依据政绩要求待遇和奖赏。一句话，共产党人成就的事业和个人能耐没有很大关系。文革时期经常把一切成就，归之于共产党领导和毛主席正确路线，这个叙述方式中间有相当的合理性，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个由特定个人集结起来的群体，而是在一套特殊的批评机制中间锻打出来的、在相当程度上磨去了私欲和私心的、更容易实现智慧和力量加总的过滤机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共产党群体的成员可以无限制地更换，但是，磨去个人私欲私利的路线不能变。对共产党的理解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方式：毛泽东认为是路线党，另外的人认为是“党员党”，这两个不同的理解是带有根本性的，体现的是左翼思想方法与右翼思想方法的对立。

在毛泽东死后，党史的逻辑线索重新设定，一切成就被归之于领导者的功劳，论功行赏和打天下坐天下的意识重新回归，个人主义悄悄复位。这在方法论和世界观方面，静悄悄地从左翼走向了右翼。所谓理性看待某某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反对左翼的“理性”——左翼理性不承认个人主义的混沌学模式。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现代史，美国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得更为厉害，他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个人的自传，这说明历史既摆不脱重大时代课题的牵引必须随时回应重大历史课题，更不能超越史家自己的胸怀和视野的束缚。我常常想，如果蜜蜂会写历史的话，肯定脱不出蜂房、花蕊这些场景，如果是苍蝇写历史，肯定离不开粪土和蛆虫。我不能说把共产党历史理解为路线斗争史就是一种蜜蜂的历史，但那肯定远离苍蝇的历史，我也不能说把共产党历史理解权力斗争史和宫廷斗争史就是苍蝇的历史，但那肯定远离蜜蜂的历史。在共产党历史中间，把个人的能耐和资格、经历和决策突出出来，只能说明一些人要把政治利益资本化的狭隘愿望，不能在任何程度上说明史实。

建国后，共产党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化道路，党政军人财物一把抓，管理事务极大而管理层素质严重不足，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等式，费正清高度赞同埃兹拉•沃格尔的看法：“共产党领导人控制经济的欲望，大于他们的学识、经验和判断能力。”（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391页）对于海外学者而言，他们无法理解共产党是如何实现领导的，中国的老百姓干活特别多，但是既没有合格的管理层又缺乏足够的管理手段——物质激励，这就只能推断为共产党搞高压恐怖政治或者奴隶劳动，而周总理的认识境界，早已经突破了井冈山时期的那个传统局限，他1959年是这样解释这个奥秘的：

“党始终注意使自己的领导同广大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引导群众不断地发展革命的自觉，组织自己的力量去逐步地解放自己，而不是把革命强加给群众或者把胜利恩赐给群众。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因为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就是坚持这种工作方法而取得胜利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新的事物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继续把这种工作方法有系统地运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从而形成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而展开了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完全可以说，离开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就不会有去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本质，是对人民群众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的高度的重视。总路线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号召六亿五千万人提高自己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把自己的热情、智慧和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动员起来。”“ 人民群众，这正是一切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国有极为广大的人力，而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是最宝贵的‘资本’。当然，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积极性，这个极其伟大的创造的力量，如前所说，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但是，就在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如果不注意用适当的方法去调动它，仍然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仍然不可能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第608-609页）

共产党人的领导方式，不依赖管理层自身的素质和能耐，而是更大限度依赖于被管理者——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觉悟，这是群众路线基础上的扁平化管理之所以可行的关键，也是管理层素质低下时还能够充分利用全部剩余劳动力这个特殊“资本”的关键。一切背弃劳动人民利益的统治阶级，都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觉悟，更不会去探索如何依赖劳动人民觉悟的管理方法，而是往往反过来，要竭力贬低群众的觉悟和能力，为自身垄断管理权力和生产资料（新制度经济学就是把产权作为企业家的个人激励因素来论证私有化如何有效合理的）制造舆论，文革期间批判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实际上反对的就是由“学识、经验和判断能力”严重不足的管理层垄断权力，排斥群众参与。任何认定群众落后，只可能在管理层的压制下才会投入劳动的观点，都会同时主张弱化被管理者的地位和权力，主张由管理层垄断权力和管理手段，这个方面其实是共产党内部持久分歧的要点，也是共产党向非共产党蜕变并逐步回归统治阶级的逻辑，这是与共产党革命时代群众路线的管理经验完全相反的另外一套经验——精英路线。管理上的精英路线，是一切时代统治阶级的共同经验和常规，这是从井冈山就开始的党内路线斗争的核心内容。

按照毛泽东的判断，共产党人蜕变变质的关键，最核心的检验标准就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文革初期毛泽东激烈地说：“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载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与群众路线的管理模式相对应，是一种扁平化管理，这种管理中间，管理者不能垄断权力，被管理者有参与管理的权利，有监督管理者的权利，为了降低被管理者参与管理和监督的门槛，有优势的管理者被“强迫”承担发布信息的成本，证实自己清白的成本，一句话，为了落实非专业的被管理者的参与权，全部证实成本被强行转嫁给管理者承担。共产党人之所以无限制的接受批评，就是从自身不足的初始条件开始，不认为自己有垄断权力的各种资本，更不能自认为一贯正确。恰恰反过来，共产党人自认为是什么都不行，只能格外多地听取批评意见，才有出路。

反过来，管理的精英路线，是通过科层化管理来落实的。这一管理模式的四大特点是“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通过专业化排斥群众参与，权力等级和职能分工实际上就没有了扁平化，扩大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改革初期，一切怀有良好愿望的人们，都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管理制度，就可以实现人与人关系方面的规范化和非人格化，通过规范的制度管理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执行了三十年之后，才发现组织内部的上下级关系，不仅没有非人格化，反而出现严重的人身依附，山头、圈子和土围子死灰复燃，愈演愈烈。除了体制内部的一把手和实权派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人际关系是满意的。

群众路线的消失，在共和国的历史中间，是逐步实现的。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时对人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引自马社香《前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56-157页）等到八年之后，在1973年八大军区对调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那些军队干部：“老吹不是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祖坟，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嘛，中国人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去吧，人民也会管他们的。”（《毛主席同政治局相关同志，沈阳、北京、武汉、济南军区同志的谈话》，1973年12月15日，某省革委会常委姚同志的传达笔记。）

看起来，扁平化管理不是可以轻易维持的，有着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毛老人家到了晚年越来越怀念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不拿钱，完全为共产党做义务劳动，帮助在外部施加了巨大压力，敦促共产党干部选择群众路线和扁平化管理，这印证了老子相生相克的深刻道理。共产党干部在井冈山时期，开始接受毛泽东的扁平化管理思路，是因为“无人、无钱、无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转而减少了对于正确路线的排斥心态，特别是蒋介石断了八路军的军饷之后，延安的同志们再一次面临艰难的选择问题，毛泽东把全部选择空间明确提到所有人面前：第一个选择是投降蒋介石，第二个选择解散之后化装各自回家，大家都不愿意，那就只能接受第三个选择：跟老百姓在一起搞大生产。干部参加劳动，下乡和深入群众，都是逼不得已的结果。美国学者迈斯纳总结延安经验时，提出一个看法，在马克思展望未来远景社会的时候，提出缩小三大差别，但是却在延安最不正规、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共产党根据地中间，得到了部分落实。毛泽东晚年越来越怀念蒋委员长，就是因为，没有他在共产党外部帮忙，自己发动文革让群众全面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揭露当权派的阴暗面，制造一个维护扁平化管理的压力，结果导致造反派群众在文革十年中间就多次遭受当权派的严酷镇压，造反派固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共产党当权派组织和实施对于批评意见的镇压的同时，也导致党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间一落千丈，无形资产上有巨幅贬值。

解放后，毛泽东根据自己对共产党当权派的观察和经验，对于那些文盲半文盲垄断管理权力、拒绝群众批评和参与的后果，做了很多预言，只要中国采取精英路线的科层化管理，经过一段演变时间之后，最终实现的管理均衡只能是：“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文革期间的多次预言，后来概括成为一个简单的公式，写进了小学语文课本里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还曾经预言，中国无论是什么党派执政，只要是这个党派排斥了群众参与，就无法代表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必然是“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从慈禧太后到蒋介石，无不如此，在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湖北罗田的农民评价说“现在这些人，跟蒋介石是一样的，对外投降，对内镇压。”

看起来，一个既卖矛又卖盾的理性，需要精英路线（科层化管理）实际绩效来证明，如果没有这一点，所谓的理性，不过是一种伪装。在中国，今天仍然缺乏驳倒毛泽东主张的群众路线管理模式唯一性的任何依据，放眼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同样如此，只有第一世界国家有一些相对规范的科层化管理的样子，很多人都是把第一世界国家的现实作为证据要在中国证明“普世价值”的。这可以提出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否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按照第一世界的管理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主义理性，来设计自己的制度并推进自身的建设？

对于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人物评价，过去六十年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比尤其强烈，正是在强烈的对比中间，能够让人们产生明晰的认识得出自己的结论。对于共产党人这样一个主要由旧统治阶级成员构成的领导群体而言，炫耀出身，炫耀能力，夸耀什么政治资本，都是讲不出充足道理的。对于共产党人的重大历史作用和贡献，确实需要从个人之上的层次上寻求解释。有一个哈军工毕业的高干子弟，在与老同学聊天时，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胡锦涛当总书记他凭什么呀？按照他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应该在打江山的那群人的后代中间遴选一个接班人。他的同学毫不客气地回应他：“你们的父母有什么能耐？很多人比你老子还资格老，都有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的经历，按照那些人的能耐，在国民党里头能够爬到什么位置，军长、师长还是团长？把革命功劳归于自己，说得出多少道理，如果没有毛泽东，那还不是一群土匪！跟井冈山的王佐、袁文才当初有多大区别？”一般而言，走出了毛泽东那个独特的路线观察视野之后，共产党的历史和成就都是无法解释的，硬性按照个人素质或者政治资本积累的方式去书写党史，肯定要发生贪功诿过，编造证据或者捏造高明决策的问题，这既说不清楚历史也不能正确评价个人。

在共产党内部，如果要树个人，只有唯一的一个人有资格成为对象，那就是毛泽东，树毛泽东也不能是为他个人评功摆好，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他一个人，而是树一条由“终生的少数派”毛泽东死不改悔地坚持并且违犯多数官员自愿选择的扁平化管理的正确路线，正是在这样一条路线指引下，没有文化没有经验的一群人，在超越了个人的狭隘私利和眼界之后，才形成了巨大的合力，推动了历史进程。重新回顾历史，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固然在于实事求是，更主要的是，我们要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提高自己的认识并为自己、从而也要为国家和民族寻求的一个可能的出路。假装公正和理性，不仅不可能增进我们的认识，连正确地提出问题，都是不可能的。理性和公正，而不是偏激，这只能在认真的分析、比较、对照之后才能得出来，任何先定的“理性标准”无论用心如何良好，不过是“滥好人”一个而已，即便是力主中庸的孔夫子也是格外痛恨这个的，他说“乡愿，德之贼也”（乡里那些好好先生，都是些道德败坏的家伙）。

个人体会孔夫子这句话的丰富内涵是：那些人通过当好好先生积累了太多的声望，但是永远不可能承担起指导正确生活方式、良好人际关系建设的角色，出现一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现象——这些人垄断了影响力却未能施加正确和必需的影响，这些好好先生最后只能起到一种客观作用——就是妨碍另外的领导者顺利成长起来并获得相应的声望去行事，所以这些人妨碍一种有德性的秩序的生成，因此只能是“德之贼”，按照老共产党人的理解乡愿犯了典型的“尾巴主义”错误，乡愿的再生产过程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在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孔夫子也是很“偏激”的，任何一种带有很大“公共性”和“外部性”的个人资本，他认为都必须按照公共利益的需要来进行评判，这意味着对于那些公共性很强、同时与个人素质有关系的资本（不管是组织权力、社会声望还是生产资料）种类而言，都必须就此种个人资产与其社会功能需要结合起来评判。所以，要做到理性和公正，绝不是一种简单的、事先的姿态，而只能体现为一种深刻的社会责任伦理和好现实如何才是可能的深刻思考，任何历史人物都只能在这样一个“理性法庭”中间去接受评判。

二○○九年一月十八日

《多收了三五斗》的现代版、国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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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n/c/2009-01-14/231517044943.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09-01-15/014817045326.shtml

　　从2007年开始，国内很多媒体都在关注国际农业资本对国内大豆和食用油市场的争夺。国家有关部门也多次出台政策保护国内豆农的利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然而，我们看到最近两年一直在低位徘徊的食用油价格却突然出现暴涨，并长期维持高位。而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11月，海关总署更发出预警，指出外资企业在我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正在加强，尤其跨国投资企业丰益国际，斥资30亿美元进驻东北，企图垄断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的市场。为什么我们没有挡住国际资本巨鳄对大豆市场的蚕食？食用油高价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市场博弈？

　　食用油高价的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市场博弈？

　　宋胜斌用来势汹汹这个词来形容已经入住黑龙江省的丰益国际，这家准备巨资收购东北大豆的跨国企业，早在去年就开始在黑龙江省圈地建厂，其中这片正在建设的工厂，距离宋胜斌的粮油加工企业还不到四百米。

　　黑龙江省龙江福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宋胜斌：“我听说是规模要建到省内最大的，一个大型的油脂加工，仓储一个工厂，有十多万平方米吧，比我们厂大，大好几倍。”

　　这个新邻居的到来，让宋胜斌和业内的同行们如坐针毡。

　　宋胜斌：“他要垄断了，因为他有这样的实力，整个把货源进行控制，那就是对价格走势造成很大的影响。”

　　宋胜斌告诉记者，以丰益国际、嘉吉、邦基、ADM和路易达孚为代表的跨国资本，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利用资金优势，通过资本运作消灭对手，垄断市场，从而实现操控价格，牟取巨额利润的目的，来中国之前，他们已经用这样的办法控制了拉美等地的粮食市场，2004年，跨国巨头盯上了中国大豆，他们利用期货把大豆价格一路拉到了每吨4300元的历史高价，诱使国内榨油企业集中采购了约300万吨的美国大豆，随后又一路把价格打压到每吨3100元，导致中国油脂企业半数破产，跨国粮商趁机利用并购、参股、合资等形式，控制了近60%的国内油脂企业，国内最大的油脂加工企业九三集团也曾传出有外资试图参股的消息。

　　黑龙江省九三油脂集团董事长田仁礼：“这些跨国粮商在中国办了很多大加工企业，但是他们不是为了通过加工企业加工产品在市场上赚钱，而是要通过办加工厂来消化他们从国际市场上倒来的大豆，他们主要是为了卖大豆，以前许多外商也与我们谈过合作的问题，他们都有一个相似的条件，就是合作可以，但是你必须买我的大豆。”

　　跨国资本丝毫不掩饰通过控制原料来赚取利润的目的，随着国内企业对进口大豆依存度逐步增加，进口大豆价格也从每吨2000多元一度猛涨到了6000元/吨的历史高价，国际粮商赚了个盆满钵满，然而跨国粮商在中国的布局并未结束，2005年，跨国企业开始进入东北，收购非转基因大豆，让国内企业一时看不明白的是，他们竟然把高价生产的非转基因大豆油，用远低于转基因大豆油的价格推向了市场。

　　田仁礼：“非转基因大豆是稀缺资源，非转基因大豆油是上等油，应该卖个好价格，可有的商家恶意在转基因大豆油旁边放一瓶非转基大豆油，转基因标价是56，非转基因标价35，然后告诉消费者，哪个油好看标价就知道了，可消费者真要买这瓶非转基大豆油商家却不卖，其用心可想而知了。”

　　宋胜斌：“他卖的价格我们算肯定是要赔钱的，这么做肯定是有目的的。”

　　不过熟悉跨国粮商的田仁礼等人很快做出判断，这其实就是跨国资本惯用的价格战略。

　　田仁礼：“他们有这个能力，我刚才讲了，他在上游环节有丰厚的利润，他可以从中拿出来一部分打价格战，跨国粮商为了争夺一个市场，他们可以在两三年内把产品价格压得很低，让竞争对手跟不上，抬不起头，我认为，在农产品初加工行业，一般的企业都陪伴不起。”

　　结果不出所料，随着低价油的抛出，国内油脂企业再此遭遇重创，到2006年，东北半数以上的油脂企业处于倒闭、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而与此同时，跨国资本却迅速扩张，丰益国际其旗下控制的大豆压榨企业达到了12家，年压榨能力超过1000万吨，占据了中国小包装食用油近85%的市场份额。

　　宋胜斌：“头几年黑龙江，有上百家的企业在生产，那时候可以给豆粕豆油销售到南方很多市场，现在已经退到山海关以里了都，去年还能达到辽宁、吉林，今年已经退到黑龙江省，而且哈尔滨现在吃的都是进口油，使用的进口豆粕。”

　　外资进入的速度和力度，让国内企业甚至来不及反应，就在2008年，距离东北大豆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上市的时候，市场上传出丰益国际斥巨资30亿美元收购东北大豆的消息，宋胜斌告诉记者，因为国家随后出台了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丰益国际的巨额收购计划暂时搁浅了，但是宋胜斌发现，这段时间以来，跨国资本并没有闲着，益丰国际、路易达孚等跨国巨头，公开向市场发出英雄招募帖，招兵买马，负责东北地区大豆粮库的谈判与大豆采购业务。

　　宋胜斌：“把这些有能力的省内这些做粮油贸易的都划归为他们的代理商经销商，有资金能力有货厂，尤其是铁路货厂这样的省内大型代理商多数都是外资企业代理商。”

　　田仁礼：“他们正在打东北粮食物流方面的主意，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建议政府高度关注，跨国粮商控制南美大豆，恰恰是通过控制南美的物流来实现的，他们现在想把这种模式复制到中国东北，东北的粮食物流一旦被外资控制了，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将会出现我们当家，他们来做主的局面。”

　　记者：“会怎么样？”

　　田仁礼：“那时中国的粮食价格你说得就不算了，政府也很难调控了，那时他们要动用世贸条款来跟你讲条件了，我当家你作主，就是这样。”

　　跨国资本娴熟的市场运作能力，让国内企业难以企及，在几次与跨国粮商的几次短兵相接中，宋胜斌发现，这些跨国巨头对东北市场的掌控程度也超乎想象。

　　宋胜斌：“据我知道，他们可能就是说把黑龙江省的油脂企业从大到小，可能每家的库存情况，生产能力、生产的多少量，这些信息应该是，我认为是很准确的，包括我看我们龙江福的库存，他们掌握都非常准确，我们一天的加工能力。”

　　记者：“那外资具备了这样的系统和能力意味着什么？”

　　宋胜斌：“能够知道你，比如说我知道你黑龙江所有油厂，每家还有多少油，这些油是供大于求，是供不应求，他会采取是抛售或者是大量采购，采取一些经营手段。”

　　记者：“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信息渠道？”

　　田仁礼：“我们没有这样的信息，你从竞争对手那里买原料，在人家的港口装货，谁买得货，发到哪里去，人家当然一清二楚，而且这些信息在国外各大公司之间是互通的，但是恰恰我们不知道，换句话讲，这些信息在人家那是集中的，在我们这是分散的。”

　　田仁礼告诉记者，几大跨国粮商仿佛铁板一块，他们相互持有股份，捆绑在一起，利用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和资金优势，迅速完成了在中国市场的布局，现在国内 90多家榨油企业，有64家已经变成外资独资或合资，中国85%的油脂加工总量已经被外资牢牢控制。

　　田仁礼：“外国大豆迅猛的涌入，铺天盖地都进来了，今年大概我们总进口量得达到3800万吨，我们国产大豆也就1600万吨，进口量是国产量的2倍多，所以，他已经严重地对中国的大豆产业造成损害，我们大豆产业一步步退缩，进口大豆一步步逼进，最后中国大豆产业肯定要消亡。”

　　田仁礼被称为大豆行业最后的守望者，在进口大豆横扫中国市场的几年时间里，九三集团在东北的五家企业一直坚持使用国产大豆，可是由于进口大豆到岸价比国产大豆每吨要便宜700多元钱，九三集团在成本上毫无优势。

　　田仁礼：“按现在的进口价格与国产大豆价格比，生产1吨就要亏损1200多元，所以，产区的大豆加工企业不可能开机生产。”

　　田仁礼告诉记者， 2008年对于国内榨油企业来说更为艰难，今年新豆上市时，国家发该委出台惠农政策，国储库采取最低收购价收购大豆，每吨3700元，这个价格比进口大豆到岸价每吨高出了1000元左右，背负着这样沉重的成本负担，任何企业都无法维持生产， 目前九三在黑龙家的五家工厂已经全部停工。

　　田仁礼：“进口大豆最低的时候2700，我国产大豆3700，一吨差1000块钱，如果把黑龙江的大豆运到大连，一吨差1200块钱，我买十万吨，就要亏掉1个亿，1.2个亿，谁受得了，一个工厂的家底不过2个亿。”

　　2006年，田仁礼作出了艰难的选择，在沿海港口开了两家加工场，使用进口大豆作为原料，用来养活黑龙江五家亏损企业的职工。

　　田仁礼：“由于我把黑龙江的加工厂停了，农民又开始骂娘了，一个堂堂国企，当时还说发展国产大豆，现在也去进口大豆了，但是为了生存我不得不进口，2008年如果我没有沿海的工厂，我九三就死定了。”

　　然而让田仁礼更苦闷的是，由于原料被跨国公司掌控，大豆价格起伏不定，沿海这两家加工厂目前的经营，也是如履薄冰。

　　田仁礼：“从南美也好从美国也好，我们进口大豆从定货到我们工厂需要两三个月，在此其间大豆价格可能发生剧烈波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人家跟你签完合同之后，马上可以通过CBOT进行套保或对冲，风险就马上转移给你了，我们转移不了，至少不可能及时转移。”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宋胜斌的日子同样也不好过，在东北油脂行业里面，宋胜斌有着油王的称号，这几年，他利用民营企业船小好掉头的特点，把成本压倒了最低，几次都躲过了跨国公司的围剿，可是2008年，高昂的生产本让宋胜斌束手无策。

　　宋胜斌：“现在我们收的大豆，只能收等外大豆。”

　　记者：“这属于等外品？”

　　宋胜斌：“这个从它的里边的杂质的含量、霉变量，到完整度，大豆的完整度水分都不符合国家标准，我们只能收购，因为价格可以便宜点，买好豆子生产一吨要赔好几百块钱。”

　　就是这样等外品的豆子也不能足额供应，2008年，宋胜斌的工厂，开工日子加起来还不到四个月。

　　宋胜斌：“生产几天不够了就得停几天，收几天豆，攒点豆再生产。”

　　记者：“现在你这生产一吨能有多少利润？”

　　宋胜斌：“算得好的话，能有10、20块，算不好肯定要亏损。”

　　记者：“一吨？”

　　宋胜斌：“每吨挣10、20块钱，一斤挣一分钱。”

　　宋胜斌告诉记者，单个企业不足以跟实力雄厚的跨国资本向抗衡，早在四年前，在九三集团推动下，业内成立了大豆协会，田仁礼亲自担任协会副会长，试图通过产业整合，重振国产大豆产业，可时至今日，被寄予厚望的大豆协会，整合工作进展缓慢。

　　田仁礼：“因为各家的体制不同，享受的政策不同，运行模式和成本都不一样，还有其它多方面原因，很难结合在一起，你比如我，曾经有人提过，我愿意跟九三合作，九三的布局非常好，但是我有个条件，你把黑龙江的五厂给我剔除去，我不要这几个厂，我要沿海那几个厂，我有我的难言之隐，他有他的特殊要求，所以我们很难达成共识。”

　　调查显示，国产大豆的销路难度仍然不小

　　早在8月份新豆上市的时候，哈尔滨市道外区种豆大户王德福就听说了有跨国粮商要来收购大豆的消息。

　　黑龙江省道外区哈尔滨巨源镇农民王德福：“咱也不懂，听说收老百姓挺高兴，卖有希望。”

　　可是让王德福失望的是，传说中的大资金迟迟没有到来，直到现在他家的粮食还堆在库里一粒也没卖出去。

　　王德福：“这100多袋。”

　　记者：“能有个几千斤？”

　　王德福：“一万斤。”

　　最近，王德福每天都在为卖豆子发愁，2008年，国家出台了最低保护价收粮的政策，可是因为卖粮的农民很多，他们排了七天七夜的队，结果粮库定额收满了，他的豆子还是没卖掉。

　　王德福：“1.84元，今年来说共产党，还挺好，挺照顾老百姓，但是他一筛，得筛一毛多钱，合也一块七毛多，你再雇车就一块六毛多钱，一亩地200斤，顶多200左右斤，你说卖300的块钱，种地投入得400多块钱，得赔100来块钱。”

　　尽管还是不挣钱，但这已经是王德福所能卖出的最高价，这些天，只要一听说哪个地方的粮库开始收粮，王德福就拉上粮食去排队。

　　“昨天半夜来的，都是早上半夜来的。”

　　“这排了有多长的队得有？”

　　“得有二里地。”

　　“我估计得有几十辆车？”

　　“三百辆。”

　　“三百辆车，今天还能卖得了吗？这会5点了？”

　　“卖不了，等着晚上。”

　　王德福：“明天收不收不一定。”

　　让王德福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第二天，粮库停止了收粮，他的豆子还是没有卖掉。

　　黑龙江省永源粮库仓储主任郑善贵：“定的量就是中央下达的指标，给我们的指定计划。”

　　记者：“大豆的指标是多少？”

　　郑善贵：“大豆是一万吨。”

　　记者：“收满了？”

　　郑善贵：“收满了，大豆收完了。”

　　记者在采访时得知，每年两节之前都是大豆销售旺季，产区大豆一般要在此前销售掉60%以上，而黑龙江省全省到现在销售量还不足2%。

　　韩文英：“抢着都卖不出去，就这几天。”

　　王德福：“你像我们一百户，能卖出去10多户来20户。”

　　记者：“这能放多久，也不能一直放着？”

　　王德福：“不放着也没招，现在老百姓是一丁点招都没有了，就堆着，现在硬挺。”

　　专家担心，大豆的悲剧会在其他粮食作物上面重演

　　为了保护大豆产区的农民利益，国家出台了中央储备收购政策，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大豆。国家粮食局刚刚宣布的第四批临时收储计划，就安排中储粮总公司在东北产区收储大豆300万吨，累计投放大豆收储资金已经超过200亿元。可是，从我们前面的调查看，国产大豆的销路难度仍然不小，甚至连国内油脂加工企业也不得不采用进口低价大豆。而跨国农业资本反倒掌握了从大豆采购到仓储运输、油脂加工各个环节的主动权，为什么在中国的大豆市场，唱主角的却是这些外来的和尚呢？

　　对于海关总署发出的预警，各地政府是如何看待的呢？记者电话采访了黑龙江省粮食局的工作人员。

　　记者：“我是想了解一下关于33亿收购大豆这个预警发布之后，在粮食部门有没有什么反应和动作？”

　　黑龙江市有关部门连处长：“33亿，就什么时候这个发布预警，向各个部门发送了，我没见到过这样的文件。”

　　记者：“你觉得会不会造成粮食安全，这33个亿如果真的进来？”

　　连处长：“现在我们知道的是，没有形成什么威胁，在我们这个国土上他还是得服从我们国家的这些个政令，应该说这个事是辩证的看，从前两年看，人家收购大豆还有利于我们黑龙江省大豆的外销外运，农民面临卖粮难问题，不是怕别人来抢，否则的话，你的流通就阻滞了，国内的市场化和国外怎么接轨这是一个大问题。”

　　记者了解到，益海国际等跨国粮商新建的工厂都是作为黑龙江省招商引资的项目引进的。

　　记者：“那目前在黑龙江省的范围之内，外资进入粮食行业，我们有门槛限制吗？”

　　连处长：“现在还没定其他的门槛限制，咱们这都是过去都是招商引资，还得招人家。”

　　记者：“那现在四大粮商的外资他们进入黑龙江各种粮食作物里面的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方式？”

　　连处长：“这个我说不上来，我不清楚。”

　　记者：“有多少外资进来，有多大的量，加工量有多大？”

　　连处长：“那我不清楚，你就得看看它的项目和谁做。”

　　跨国资本的到来，对我国粮食安全究竟会不会构成威胁，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李国祥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外资企业如果到中国来，他对整个中国的市场不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它不能够影响整个市场价格，那么这种外资到中国来，那么对于中国的粮食市场的发育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外资一旦在中国的粮食市场当中起着一个主导的作用，那么这时候，我们国内的粮食安全就会出现问题了。”

　　李国祥说，跨国资本对大豆产业的垄断正是前车之鉴，随着跨国资本对国内市场的掌控，中储粮在食用油方面的调控能力日显苍白，2007年，在跨国粮商的操控下，国内食用油价格猛涨，中储粮抛出20万吨食用油平抑油价，市场上却波澜不起，随后的调查显示，70%的食用油都进入了一家跨国粮商的仓库，李国祥告诉记者，现在他最担心的是，大豆的悲剧会在其他粮食作物上面重演。

　　李国祥：“所有的跨国企业，大型企业他们的管理效率他们的运行成本应该来说都是比不上中小型企业，那么他们唯一的优势他就能够操纵价格或者说能够影响价格，所以说他们的战略他们都是通过影响价格来实行高额的这样的利润，这个是所有的跨国企业他们基本的经营战略。”

　　李国祥分析，目前跨国资本的布局远没有结束。丰益国际正准备黄淮地区增加玉米、小麦加工投资，来宝集团则宣布计划进军世界棉花市场，而从2005年开始，路易达孚从中国政府获得了玉米国内贸易的许可证后，正着手将华北和东北玉米销往南方和西南地区。

　　黑龙江省九三油脂集团董事长田仁礼：“外资进入绝对不只一个大豆问题，现在已经有外资进入稻米行业，实际上他们看到了我们农产品这个环节，只要某一个农产品可以垄断，可以赚取丰厚的利润，只要某一个产品对外依存度高，可以操控，他们就会做文章，如果主要农产品全面出现外资统治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只要控制住市场，他们就发家了。”

　　李国祥分析，外资一旦控制粮食领域，必然像大豆油一样操纵粮价，每一位消费者必然要为高价粮买单。

　　李国祥：“大豆油应该来说2008年上半年它的最高位，跟它前几年最低位相比那么都是翻倍的在上涨，2008年上半年，东南亚的大米的危机，那么都翻了好几倍，那么这个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李国祥告诉记者，随着全球生物柴油产业的快速发展，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国家正在加快推动以大豆、玉米为原料的生产生物能源的开发，全球粮食潜在需求量可能出现激增，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粮食被跨国资本控制，后果将不仅仅是要多花钱买高价粮那么简单。

　　李国祥：“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这个国内粮食它的生产它的自给，一旦发生粮食比较紧张的时候，各个国家它都会禁止粮食出口，实际上在70年代的时候，包括前苏联，包括日本他们在国际市场上，有钱都买不到粮食，就像拉美国家一样，为什么拉美都是穷人，他们没有粮食吃，尽管国际市场上有粮食有粮源，但是他们没有粮食吃，所以说这个粮食，不能够掉以轻心，并不是说你有钱就一定能够买到粮食。”

　　半小时观察：如何保护中国粮食安全？

　　在全球化不断加强的今天，我们提出保护中国的粮食安全，保护中国农民的利益，保护中国自己的农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这不得不面临两大疑问，一是这合乎时宜吗？二是我们能保护得了吗？

　　事实上，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在全球而言，我们政府对农产品的补贴要远远少于欧美以及日韩这些发达国家；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但我们的市场门槛也远远低于欧美和日韩。我们经常能看到欧美或者日本对中国的某一项农产品提出贸易壁垒，我们也看到韩国民众为了抵制来自美国的牛肉，酿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如何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农业，我们做到其实还很不够。

　　跨国资本正在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媒体有了许多报道，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措施，但是我们看到刚刚过去的一年，跨国资本对中国粮油市场的控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加强。我们需要反思，靠什么才能真正抵御住外资粮商的坚船利炮？肯定不能只靠呼吁，而需要相关部门能够真正推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保护中国的粮食安全。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曹植这首七步诗证明了，至少在一千多年前，地球上好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大豆的时候，大豆就成了中国人生活中离不开的一部分。希望五年十年后，我们在教自己的孩子这首诗的时候，在吃大豆和豆油时候，不需要看外国人的脸色。

　　记者：庄严 摄像：刘勋

“许多人对于性交易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往往只盯住其中的“性”字，不肯承认：既然是“交易”，就肯定与其他一切买卖活动一样，不得不遵守市场法则。暗娼多了，卖淫的价格就肯定下降，卖淫者就必然会减少。反之，暗娼少了，价格就会上升，对一些女性的吸引力就必然上升。这样浅而又浅的常识，这种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础的常识，居然有些人宁宁死不屈的拒绝承认，非要引出一个“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结论来。”

“此外，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会去卖淫，并不是所有的嫖客都天天去嫖，并不是想嫖就一定能够嫖得上。因此，暗娼的市场是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是非常有限的；至少也是“妓院永远不会比面包房多”。这也是一件有脑袋就明白的事，可是有些人就是不讲理，非要把“黄潮”描绘成中国人的灭顶之灾不可。”

“人们无法意识到：她们（指暗娼，摘录注）除了卖淫，还有与我们一样的日常生活；除了嫖客，还有跟我们一样的亲朋好友；除了想通过卖淫挣钱，还有跟我们一样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她们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所不会遇到的风险，不仅仅是性病，还有被骗、被转卖、被侮辱、被打、被残害、被杀，还有被抓被罚款。”

“根子在于，我们许多人在某种文化的熏陶下，把嫉恶如仇片面地理解为仇恨一切“异类”和“异端”。这又是因为，若不如此，就不足以证明自己是正人君子，就有与“异类”同流合污的嫌疑。正式这种铺天盖地的深深的恐惧，促使我们许多人不得不去痛恨和痛骂那些我们其实一无所知的暗娼与嫖客。”

“如果我是在讲任何一种提供非性的服务小姐，例如空姐，您大概一定会同意，还是越职业化越好。您也许还会大力提倡职业道德呢。如果我说的男人实在主动购买积压产品，您也许会肃然起敬的。所以说，关键还是那个“性”字在作怪。一沾它，即使不是在做爱，也往往会令人疯狂的。”

“我已经说烦了，可是仍然不得不说：性产业、性交易、性服务这些词组，关键意义都在后面那个构成之中。如果不是产业，不是交易，不是收费服务，那么“性”本身是无辜的。反过来说，既然它们是产业、是交易、是收费服务，那么用对于“性”的贬低、丑化和痛恨来批判它们，肯定无济于事。如果仅仅在“性”上面做文章，也肯定无法了解产业、交易和收费服务的内容与含义，也就根本无法理解地下“红灯区”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存在。”

“再如“卖淫发财”的说法也很流行。可是，市场已经多年疲软了，连粮食都卖不出高价，难道性产业就能够一枝独秀？连“铁老大”都要下岗100万，做小姐的反而能发财？”

“还有，每当我一谈到小姐，男男女女总是往高级三陪女哪里想，即使看了我的《存在与荒谬》，也依然如故。我真不懂既然其他人里是三六九等，而且底层人最多，小姐里怎么就会是头重脚轻呢？”

“最令我寒心的是：许多男男女女怎么也不能明白，小姐们下班后与上班时是不一样的。她们在发廊里确实是小姐，可是上街时却是女顾客，做饭时就是主妇，跟心上人在一起时就是妻子或者恋人。这跟男干部回了家就是儿子、丈夫或者父亲是一模一样的。您可以痛恨她们的职业，但是她们的人格与我们每一个人是一样平等的。她们上厕所也不愿意被人偷看；她们被打了也会疼；杀了她们吧，流出来的也同样是血。”

下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 以小业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

“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看看这些一个世纪前的论断，现在依然在闪光。

几个非常容易让人迷惑的问题

1、帝国主义为什么是垂死的？

参考最后一段引文，垂死的含义很明确了，就是过渡的阶段，向哪里过渡呢？还能向哪里过渡了呢？

2、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就停止发展了吗？

很显然列宁的论断中并没有这个方面的描述，相反，还恰好提到了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会向落后的地区输出，“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这种发展。因此，如果说资本输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那也一定会有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补偿的。”当然，这种输出和发展的背后，是看不见的资本，从资本输入国攫取超额的利润，这一点只要看看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就清楚了，比如看看所谓的金砖四国中的巴西印度的贫民窟和贱民社会，比如看看描写钻石交易的《血钻》，看看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国内的石油大鳄，就很清楚了。

3、帝国主义既然在发展，如何腐朽下去？

“ 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着，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

看看这段话吧，一个世纪前这段话是写给英国的，一个世纪后呢？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６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一八四六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扞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象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之所以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２４１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比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２９７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一八四八年《宣言》发表后，在四十五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２８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５１页）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一八七二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２２９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２０１页）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着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一九五八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２２５页）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着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着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２卷第１４２页）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 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 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原载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

据说中文翻译叫做《 无畏上将高尔察克》

片中展现的是高上将的光辉形象：1、指挥沙俄海军迎击德国海军（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表现出极高作战水平和英勇无畏，以及对上帝的虔诚；2、作为俄国和上帝的儿子，忠实的在履行自己的职责；3、作为一个男人，身边不缺乏女人

片中布尔什维克闯入他的家中，捣毁了他的住宅，而他的一个下级军官在集体枪杀中死里逃生，最后混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阵营中，这个军官的妻子就是片中女主人公因为爱（！）投向了高上将，遇到他在风雪中向士兵讲话，多么感人的一幕。

然后在一次两军交战中，白军阵营弹尽粮绝之日，发起绝地冲锋，打垮了红军，牧师在收尸中说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都埋在一起吧，不分红白，是不是很催人泪下呢？

当然还有高殉难的那个刻写，从他驱散军官团，到整理盛装从容入狱，到视死如归，是不是很有基督圣徒的感觉呢？

不过好歹不管怎么翻案，历史背景还好没有被翻掉，还好能一眼看出布尔什维克的衣衫褴褛和上流贵妇的奢侈豪华，想想有那么多国家支持的高上将，多少个国家联合起来，最后还不是被一群暴动的打败了，暴动的那些也不是神仙，也会被打死的。舰艇上的水兵听说革命了，立刻起来要缴他的械，他的老巢的铁路工人也暴动了，把他的军队赶了出去，不是要兵指莫斯科了么？正好遇到了斯大林这个大克星，红军的浴血奋战（当然也有白军的浴血奋战），等等。

是不是真的红白没有什么意义了呢？看看白军开会的排场，舞会，雪茄，笔挺的制服，还有雪亮的指挥刀，还有厚重的呢子大衣，还有靴子，当然少不了香槟红酒，等等小细节，这些细节还好没有颠倒，当然这也是不屑于被颠倒的，要是高成了衣衫褴褛吃住平等，怎么能突出其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高贵呢？

当然要是有个办法能让红白双方都放下武器，都能和和气气的坐下来，那敢情好，可是世界就是这么残酷，没有这个办法的，你说你住着高大宽敞的房屋，吃着牛排喝着香槟，怎么可能让饥寒交迫的穷腿子也觉得跟你是一样的呢？虽然都是上帝的子民。

十月革命就是把人类社会这个残酷揭示的淋漓尽致，把笼罩在上面的诸如仁慈、爱、忠诚、爱国等等字眼都抛弃了，原来就是这样一回事。

看完，觉得他还是很可悯的一个人，至少没有另外一个什么将军那么让人觉得可鄙，当然那个将军的背后是法国和英国，是协约国集团。他忠于他的国家，忠于他的上帝，忠于他的事业

嗯，标记一下

听了全过程，老板的点评还不错，比较一针见血

要有“问题意识”，所谓问题，就是矛盾，发现问题就是发现矛盾，发现一个好问题就是抓到主要矛盾，这是解决矛盾的第二个步骤。

为啥是第二步，因为其实还有个第一步，就是对所在领域的一般性的研究，所谓的预研，或者说是文献调研，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发现问题，没有这个实践环节，是不能上升抽象出所谓的问题的。

抓到矛盾，一切就要从矛盾的发展双方入手了，而不是从预研入手了，因此今天师兄在前面讲太多，所谓没有切入正题，所谓博士买驴就是这个意思，啰嗦太多，直接引出矛盾嘛，虽然历史的轨迹是从一般研究发展到特殊研究，但是在博士的研究领域中，却应当看到自己所研究的暴露出来的主要矛盾的双方，而不是从矛盾的萌芽开始写，这就是要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中间讲太平淡，老板说文字太多，图表曲线太少，让人抓不到重点，其实也是这个意思，矛盾的发展是博士研究的生命线，至少是博士论文和答辩的生命线，一切围绕这个生命线展开，而不是倒过来从一些现象的堆砌开始，让人如堕五里雾中，后者是一切庸俗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最后通过各个方面的特殊的研究，揭示了博士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主要工作成绩，这就回到了一个一般性，这个一般性又可以用于下一轮的一般性探索的起点，但是是新的起点了。老板经常说要看别人的博士论文，看别人的工作都到什么地方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嘛，虽然都是站着，但是起点已经不一样了，实践到理论，理论又回到实践，从一般性到特殊性再到个别性，最后回到一般性，一个螺旋上升的完整图像，博士工作就是走这么个螺旋，走的好不好，关键就看几个关键点有没有很好的迈过去，量变要到质变，明天师兄答辩，就是一次质变。

大概讲了两个方面：经济危机和十七届三种全会

对于前者的判断，认为是一场财富转移，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 两张皮 来 ”（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且进一步发挥到了三张皮：低廉的商品输出剥削剩余价值；高价的原料价格获得超额利润；外汇的贬值。这个两张皮的形象比喻，时隔近一百年，丝毫没有减少其魅力。

然后指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业在资本运动中的地位在于价值的集中，而不是价值的创造和实现，这一点和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这个论断不谋而合，因此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熟练的驾驭“价格”，就成为了一个很艰巨的课题。

对于后者，重点提到了土地流转的一些问题，关于土地流转的动力，有生产力发展上所需要的规模经济的因素，有资本实现方面的因素，也有农民工进城的因素，也提到了一些反作用，包括农业本身并不稳定，这点要严格保护农业用地，另外就是城市工业化的提高会让农民工找工作更加困难，土地成为了一种保障。从学长的意思看，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是比较慎重，或者说并不是要大刀阔斧搞的，重庆土地交易所被取缔有这个因素。不过是不是能控制住呢？这才是真的一个大问题了。

农业的生产率会始终低于工业，剪刀差一直存在，这是学长今天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这是从生产力的角度谈，前者恐怕是事实，但是后者并不一定，不过学长也说了，要农民富裕，只能是农民进城成为工人阶级才可能，守在土地上没有出路。当然这个过程有很多种方式，如何走，不是生产力本身能解决问题的了，在此学长谈到了在河南看织地毯的女工的一个例子，说是7~8岁开始工作，到25~26岁结束，挣钱是不少，但是70%都有严重的肺部疾病和眼部疾病。

有人问到了腐败的问题，这方面谈到了现在腐败来源有土地、项目、财政等等，说只有中国才有这么大规模的国有土地和国家财政支持，意思是腐败目前很难克服，只能加强限制。

　　V.O.A和R.F.A是臭名昭着的反华堡垒，但它们关於南方报系人事变动的评论很有见地，引起我对南方报系地位的思考。且让我把来龙去脉，缓缓道来。

　　一
    2008年中国的正义力量打赢了几场关键战役，稳定了大局，振奋了人心，锻炼了队伍。

　　即将到来的2009年又是一个敏感的年份，反华政治力量必将重新集结，发起新的攻势。

　　细心的观察者可以发现，布局已经开始。达赖访欧进行煽动性演说，而法国总统宁愿伤害中法关系，也要接见，其目标当然不是在眼前，而是为明年造势。达赖并声称明年有意访台，民进党那边积极响应，那都是准备兴风作浪的明显征兆。明年又是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一年，国内本来就会积聚不少社会矛盾。B.B.C和美国一些媒体已经大开乌鸦嘴，炒作经济危机激发中国社会矛盾的话题，以动员鼓励各方反华势力伺机而动。

　　面对这个局面，我国家安全部门和宣传部门也在积极应对。而对这些部门的举措最为敏感的，是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和V.O.A、R.F.A之类机构。

　　二
    12月2日，《南风窗》通知真名网站长吴洪森，停止他在该杂志的专栏。大概是在询问原因的时候，吴得到了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且看他的贴子（有点长，但写得有意思，全引来了）：

　　“北京时间12月2日晚息，中宣部开始部署新一波打压媒体的会议日前闭幕，会议上来自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显示，北京意识到2009年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政治发展和社会治安的瓶颈。政治局会议引述来自国家安全部和总参谋部的情报部称，2009年国内外反华势力都在积极策划活动，中国政府面临严重挑战和危机，各方面务必不能麻痹大意，一定要防患於未然。

　　政治局会议部署了近期工作，其中中宣部和国安部以及公安部的国保都获得专款，部署工作应对危机。宣传部将先下手为强，对各大媒体进行一轮新的打压。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等到2009年各种事件爆发时再去威胁、打压媒体，可能就晚了。

　　这次列入严打黑名单的媒体，包括南方报业、南风窗、中国新闻报道、新京报等共六家开明的报纸、杂志，以及除了新浪等几乎所有的网站。在中宣部上个月底闭幕的会议上列出的黑名单中，还出现了全国十五名活跃的媒体工作者的名字，他们都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知名媒体人。这些黑名单中包括了《南方都市报》的主管江艺平女士，江女士是中国最有名的编辑，她负责《南方都市报》的评论版面。中宣部已於近日下密令，要求撤换江艺平。这是继今年中宣部下令对付《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後，再一次对中国最敢言的媒体南方报业所下的毒手。据说在南方报业集团中，虽然有很多敢言的编辑记者，但长平和江艺平则无疑是两位最有名望的代表人物，对他们的处理，不但可以让南方报业大伤元气，也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

　　这次“严打”以网络媒体为主，其中搜狐已经成为主要目标，据说中宣部已经下令关闭搜狐两个比较活跃的时政栏目，而在香港的凤凰网，也有一个栏目（口述历史）被强令关闭，除了新浪网，受到波及到还有网易、雅虎等门户网站。据北京中宣部姓陈的处长介绍，这一次不但是杀鸡儆猴，而是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他们在 2009年还敢不敢放肆。他说，这次除了新浪网之外，所有的门户网站都将有栏目和编辑被整顿，倒不是他们怎麽样，而是就是要给点颜色他们看看。他补充说，你要知道，这是在中国，互联网是有国界的，不是你胡作非为的地方，互联网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互联网也是党的网，是党的喉舌。

　　这波对媒体的严打将分三个阶段，持续到明年的四月份，在明年最敏感的日子六月四日前两个月完成打压到各项部署。他们希望到那时，所有的平面媒体和互联网都将老老实实，自觉维护北京的和谐社会。”

　　吴洪森并且把这些消息和上海的杨师群事件联系起来：“上海出现学生到公安局报案告学生，广东开始整顿报社，这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是当局面对严峻经济局势担心知识分子煽动的提前压制。”

　　三
    吴洪森从北京得到的消息有多少真实性现在还很多断定。据R.F.A消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日报社委委员江艺平不再分管《南方都市报》，改为分管《南方农村报》和南方新闻研究所，南方报业集团社长杨兴锋暂为代管《南方都市报》。江的工作变动，与吴洪森所谓“撤换”是不同的，但至少换了一下分工。

　　自由派对这一变动很不满意，认为江艺平被夺了实权。他们的一些网站近日纷纷转载了一些江的文字，以示声援。

　　我看到最有意思的声援来自长平。12月4日，他在自己的天涯博客里发了两篇博文。一篇题为《江老师》，内容只有一个逗号。挺高深的吧？另一篇题为《此时间不可闹笑话》，内容是京剧《淮河营》选段《此时间不可闹笑话》的视频。《淮河营》讲的是汉朝吕後擅权时期，说士蒯彻与老臣李左车、栾布来到梁王刘长处，冒险说服刘长起兵反对吕後的故事。长平选的那段描写的是栾布他们在刘长营前感到害怕，蒯彻为他们壮胆而唱的一段。词曰：

　　[流水]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瞒咱。
　　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麽事到如今耍奸滑。
　　左手拉住了李左车，右手再把栾布拉，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爬，
    [散板]
    生死二字且由它。

　　长平大概是想表示与“江老师”共度难关的意思，只是有点引喻失类：他自己如果是蒯彻的话，那“江老师”岂不成了临阵想开溜的栾布啦。

　　令人感到好笑的是长平那故作悲壮的姿态，人家“江老师”仍旧好好地做着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你如丧考妣地干什麽？还“生死二字且由它”呢。不过这倒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恐惧。今日的中国，如果不做违法亏心的事情，用得着那麽恐惧吗？

　　四
    相比长平的矫情，R.F.A的报道要显得实在一些，其中援引中国记者昝爱宗的评论虽然无礼，却不无道理：

　　“中宣部的人也是愚蠢，以为换了这个人报纸就改了。南方都市报都十年历史了，他们是商业化报纸，办得不好的话谁订他的报。中宣部整媒体一直都在整，这趟可能是吓唬人。其实南都报业人员换了领导分管会更技巧一点了，该报的还是在报，只是隐讳一些，既起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又不会让上面抓到把柄。”

　　我不同意昝的愚蠢说，但他的这段话里说出了以下一些实情。首先，南方都市报是商业化报纸，赚钱才是它的目的。其次，中宣部对南方报业的整顿一直没起作用，换个把人根本没有用。再次，这次的整顿也不会起作用。

　　R.F.A的报道没有点破的是，南都的所谓换人，常常只是虚晃一枪。这一点由V.O.A在今年5月评论长平撤职事件的时候点破了：“在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和研究人士周兵说，南都报业集团一贯比较开放，对自己的记者编辑也许会冷处理，过一阵子，再把他们调回来：‘南都集团的一贯传统是，免职後，过两天後再启用他。他们内部的保护机制是这样，自己的编辑、记者，因为专业上的问题出了事情，上面批下来就免职，免职後再调回来。他们最後的善後处理还是比较宽容的。’”V.O.A的这段评论是有道理的，看人家长平，现在还好好地当着《南都周刊》副总编辑，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与如今着名的杨师群教授一起，培养我们未来的法律人才。

　　五
   V.O.A和R.F.A如此关注南方报系自有深意，因为南方报系与中国的政治前途密切相关。要理解这一点，且让我勾勒一下南方报系在几个宏观结构中的地位。

　　第一个结构是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布局。同样的工作，在美国做可以比在中国做得到二十倍以上的酬劳。这就是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於西方发达国家的意义。中国的崛起，必将打破这一秩序，减少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的机会。而中国式的人民民主，也使得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遭到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质疑，增加了西方操控这些国家的难度。为了维护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即布什反复强调的“WAY OF LIFE”，必须阻止中国。中国的精英整天梦想着与国际接轨，而发达国家则整天策划着让中国脱轨，让中国号列车脱离现在高速发展的轨道。让中国脱轨的最好办法，就是推翻现有的共产党政权，使中国陷於内乱与分裂之中。为达此目标，西方在国外扶植豢养运、独、轮等打手，必要时候运用媒体、间谍、乃至军队直接介入。在中国国内，则扶植吹捧自由派知识分子，利用他们来动摇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南方报系在动摇中共的正当性方面做得比较积极，所以很受帝国主义反华势力青睐。

　　第二个结构是自由派舆论的叙事结构。在舆论中反映民间疾苦，监督党和政府，这本来是媒体的职责之一。每一个具体的问题，都有具体的原因，具体的责任人，具体的解决办法。媒体的责任，就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这些具体性。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叙事方式。然而当今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却共享一个简单、偷懒、讨巧的叙事结构，那就是把所有问题的成因，归结於共产党统治，把所有解决方法，归结於引进西方政治制度。这种决定论的、本质主义的叙事方式完全不经过哲学的省察、科学的研究和实践的检验，是最为粗劣的意识形态宣泄。丝毫无助於增进知识、解决问题，却很能够败坏党和政府的威信，激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又因为这叙事结构简单易学，在一般缺少独立思考能力而对社会不满的青年中颇为流行，培养了一批网络小右。南方报系的作者中，能够熟练运用这个叙事结构的人不少。长平的文章，可以拿出来作为此类标本。

　　第三个结构是自由派话语的权力结构。中国的自由派话语，酝酿於高校，散布於网络，而萃集於南方。南方报系通过商业化的运作，或明或暗地贩卖其反共叙事，剥削其临时雇佣的发行推销人员的劳动，完成了自由派话语的资本积累。再利用手中的资本，购买更多的自由派叙事以贩卖。在与高校和网络的互动中，南方报系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网络帮助它扩张影响力，高校为它输送人才。作为回报，南方报系可以轻易地捧红一个网络写手或高校教授，炒热一篇文章或一个话题。它与高校之间投桃报李的关系，在长平获聘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一事中表现得很明显。长平的学问文章，远在云淡、数学之下，但不会有高校来请云数去做兼职教授。长平的获聘，是因为高校和南方报系想互相结盟，为双方赢得更大的话语权。如果没有南方报系，自由派在高校和网络中的话语权就显得涣漫无力了。

　　由以上分析可知，出於不同的目的，帝国主义和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想推进中国的和平演变，而南方报系的地位和倾向，符合双方的需要。反讽的是，南方报系是共产党自己办的报纸。江艺平的职务，应该是广东省委宣传部任命的，长平的《南都周刊》副总编辑，也肯定是经过宣传部门批准的。共产党自己的报纸，经过资本化运营之後，成为反共平台，这就是南方报系的变质过程。

　　是时候对南方报系动真格了，换一下内部分工之类的整顿连V.O.A、R.F.A都知道是虚晃一枪。当初对待《红旗》是如此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现在对待南方为什麽就这麽患得患失、拖泥带水？共产党整顿自己的报纸，旁人有什麽好说的。吴洪森们想发声音，有他们自己的真名网嘛。

　　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我很看重的价值。但自由是与安全成正比的。

　　自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情报机构可以随意监听国际电话，通信自由何在？而德国正准备允许情报机构通过网络进入个人电脑，检查其硬盘内容，个人的隐私权何在？中国面临的危险比美国大得多，而中国的对手也比拉登强大得多。一边积极地策动颠覆中国，一边要求中国给予颠覆者更大的自由，岂不荒唐。中国人民要得到更多的自由，首先要让中国得到更多的安全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