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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 跑道

风中雨中奔跑中,爱过哭过勇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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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锐 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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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锐 蒋wrote:
这里基本上是用软件发布的,太慢了
June 27
你简直就是多枪老太婆,水木校内space
June 17
August 09

领证咯

终于领证了,比蜗牛还慢
May 05

五四香山行

这学期第六次,快成实验室例行活动了
玉皇顶上,沿防火道到植物园
防火道修得一塌糊涂,植物园好像也在修围墙?
槐花很多很多

槐花满头

大合影

合影

一二九纪念亭

一二九纪念亭

郁郁的水杉树

郁郁水杉

April 12

昔中国首富炒汇亏676亿 荣智健玩完儿

  喧腾数日的香港中信泰富炒汇巨亏案,中信泰富昨天傍晚公告,主席荣智健及董事总经理范鸿龄请辞获准。中信泰富今起复牌交易。
  中信泰富是一间民营为表,国企为里的巨型公司,其业务遍及金融、贸易、钢铁、运输等多种领域,资产额巨大,六七岁的主席荣智健多次蝉联中国富豪榜首富,是中国巨富荣氏家族第四代传人,他的父亲荣毅仁曾任国家副主席。
  中信泰富去年月廿日,突通告因炒外汇呈巨额亏损一百五五亿港元(六百七六亿台币),但仅就一个月前,中信泰富还宣称,没有任何重大不利变动,欺骗股民和投资人。
  事件爆发后,中信泰富对一批高层,包含荣智健女儿荣明方,作出脱产、降职等处分。荣智健到北京母公司中信集团求救,中信集团会商之后,决定注巨资五亿美元,挽救中信泰富。事件本来暂告一段落,但随着香港警方朝犯罪刑案调查,事态不可收拾。
  四月三日,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派员搜查中信泰富总部.要求公司交出过去两年间签订的外汇衍生合约,以调查公司董事是否有虚假陈述、串谋欺诈等违规行为。
  香港警方的这次调查,是推倒荣智健宝座的直接原因。自中信泰富巨亏事件爆发后,对荣智健的去留,就有不同说法,中信集团原本是要暂保其位,全力注资,力保公司。但在警方高调调查、逾间香港上市公司发表通告,与中信泰富划清界限之后,中信泰于四月六日起停牌(停止股票交易),市场相信,事件升级,荣智健大位不保。
  据称,荣智健卑手交出王国,除因炒股巨亏,还可能涉及罪案遭到调查。
  香港金钟的中信大厦昨天全天被记者包围打听荣智健的去向,但直到傍晚发布消息前,中信泰富对各方搜索都不作回应。而北京中信集团的两名高层,包含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昨天则在香港中信大厦召集相关人员召开临时董事会,作出接纳荣智健和范鸿龄请辞的决定。中信泰富董事长则由常振明接任。

March 08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首先,这篇文章是反对八股文的最好范例。开篇点题,开宗明义,从一般到特殊的论证说明,最后再回到一般的问题上,紧扣当时的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是写给各级党干部看得,因此里面列举的主要问题都是关于党的领导干部的。
其次,在这篇文章中鲜明深刻的提出了党如何做领导的方法,具体来说从哲学上要一般和个别的结合,在实践上必须走群众路线,前者是后者的必然引申和要求。文中详细谈了什么是真正的群众路线,为什么要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中的领导、积极分子和一般群众的相互联系和区别对待的方法等等,最后列举了一些走群众路线的具体例子。
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群众中的英雄人物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开篇点题)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充分号召和深入实施的结合,才能发动群众,没有广泛的号召,就不能造成声势,而没有扎实工作,则不能真正落实和持久下去。当然这一条本身也有若干具体实施的不同,对于不同的工作,号召范围、力度不同,深入程度、力度也不同,但总是存在这样的需要,这是因为客观事实是这样的,后面分析)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⑴,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⑵。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这是个别的进一步体现,矛盾的具体形式的分析)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一步阐发领导和群众关系中的“群众”。认识客观的途径,不仅仅是“学风”“党风”“文风”这三风的问题,而且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但是同时又不否认英雄人物的作用,英雄人物正是群众的杰出代表和领袖)
  (五)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首先是团结积极分子,其次是通过积极分子的团结带动群众,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走群众路线的目的。这还是在谈个别的问题,如何把英雄和群众联系起来呢?领导、积极分子、普通群众之间的关系)
  (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该机关该学校的许多人员、许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全体学生都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员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满地达到。(更加具体的谈到了当前的一些具体存在的问题了,注意里面提到了审查干部这个问题,在历次整风、肃反、反右、四清这些运动中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是不是真的走了群众路线的问题,没有走群众路线,就会“左”或者右,表现在宽大无边、残酷打击、一片黑暗等等方面,让封建主义钻空子,让资本主义钻空子)
  (八)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这需要学习,是一种创新)
  (九)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各个细节问题,这里不一一说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据这里所说的原则方针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注  释
  〔1〕 见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3页)。
  〔2〕见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第七部分《干部问题》。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March 06

一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90305/ArticelD23003FM.htm
拜读了3月5日南方周末的这篇《一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文章开头冠以“ ■亲历历史”,自然是目前红极一时的口述历史的范畴了,落款“(作者退休前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57-1983年在黑龙江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工作)”看来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可惜内容实在是编的不怎样,看看什么是作者眼中的荒诞和真实吧


一、个人履历
原文提到了一个“九大”代表:王白旦,黑龙江北满的某大型钢厂工人。“九大”代表的名单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可以搜到,以下是他的截止到1989年的履历表:

  王百得:男,汉族,1934年5月生,河北井陉人,曾用名王白旦,195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9月参加工作,初中文化。1951年9月至1956年3月为太原钢厂工人。其间:1954年12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3月至1969年2月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工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9年2月至10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0月至1971年6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党委副书记。 1971年6月至1973年7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1973年7月至1976年6月任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党委副书记、黑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1976年6月至1978年11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齐齐哈尔市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11月至1989年5月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钢厂炼钢工人。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对比一下《南方周末》给他的履历:他本名叫王白旦,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闯关东的农民。当时,因为“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好多人都吃不饱饭,甚至连树根树皮都扒下来充饥,还是解决不了饿肚皮的问题,于是,人们便纷纷外逃,寻找生路。那时,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地多人少,成了人们逃荒的首选之地。王白旦就是这样随大流来到北大荒的。正好赶上某钢厂刚刚兴建,需要大批劳力。于是,王白旦就这样幸运地进入了某钢厂。

明明是1951年参加工作进入太原钢厂,1956年进入齐齐哈尔钢厂,妙笔生花成“大跃进”逃荒到东北,不但一笔抹杀了近十年工龄,而且还生造出一段“大跃进”的悲剧,最后还有“农民、饿肚子、进城打工、劳动力”的这层微妙的改革话题,实在是妙不可言。

看来作者眼中的真实,就是“大跃进”要饿死人,大批农民要逃荒才行,如果不是,那就妙笔生花春秋笔法一下就可以了。


二、当代表
他莫名其妙当了“九大”代表:当时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毛泽东还说过“工业以钢为纲”,王白旦既是炼钢工人、党员,又是造反派,完全合乎上边要求。阴差阳错,王白旦就这样成了“九大”代表。

好像这个代表的当选是名不正言不顺,这是作者觉得荒诞的第一点吧

1、是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在一个重工业为主的省份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一个主要的工业企业齐齐哈尔钢厂,有一个工人作为党代表是不是合情合理的呢?如果按照现在的逻辑,当然得厂长书记老板啥的当代表才算合情合理,所以现在看来似乎就是莫名其妙。

2、王白得是不是莫名其妙?
11年党龄,长期在一线车间工作,造反派成员,这是不是最能代表这个地区的特点呢?或者说三条里面哪条不合适吧:党员?一线工人?还是造反派成员?


三、改名
这是浓墨重彩的一章,也是荒诞的重头戏

首先是陈伯达给他改名为王白早:就在召开某次中央全会时,他对王白旦说:白旦同志,你这个名字的发音容易引起不大好听的谐音, 影响中央和你的声誉,我想替你的名字改一个字,把旦字下面加上一竖变成“早”字,合起来叫王白早,你看好不好?王白旦一听,顿然喜出望外,连声说:好,好,太好了!我完全同意。

是不是读起来有点司马迁写《鸿门宴》的风格?作者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很显然作者不是九大成员,不知道这个细腻的描写是从哪里来的,看看原文的描写,一个头脑简单攀附权贵的形象跃然纸上了。

其次是第二次江青改名:就在另一次中央全会上,(江青)亲切地接见了王白早,说:陈伯达给你改的那个名字不能再叫了,我来给你改一下:把“白”改成“百”,把“早”改成“得”,以后就叫王百得吧!王白旦听了,当然无比高兴:能够得到旗手亲自改名,那是多么荣幸!

好,这次提到了是在另外一次中央全会上的事情,看样子作者也不打算提到底是哪次全会,不过倒是同样亲身经历的一般细致。

可惜同样是写改名,发在光明网的《炼钢工人王白得传奇》就要谨慎得多,作者没有参加过九大和其他什么全会,所以提到全部是据称,而且第一次改名也是周恩来总理的提议,王白得自己怎么想不知道。


四、其他
其实原文没有其他了,匆匆写道:1976年10月6日,“伟大旗手”和她的另外3位亲密战友,突然被赶下了台,成了万人唾骂的“四人帮 ”。这使王百得深为焦虑,他饮食不安,坐卧不宁,深怕有人会追究此事。万幸的是,他和“旗手”仅有如此一面“改名”之交,在此后清查“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行时,并没有发现王白得和他们有多少牵连;另外,他虽然身居“高位”,也没做什么大的坏事。过不多久,清查告一段落,仅仅免去他兼任的那些重要挂名职务,王百得还原为王白旦,又当他的炉前工去了。这个荒诞而真实的故事,也就此结束了。

看来作者还是没法挖出更多爆料消息了,于是只能随便交代一下其实王白得也没有干什么坏事就草草收场,似乎就是个被利用的角色,不过可惜王白得没有死,其履历表上显示他至少1989年还在工作,让我们补全吧
首先看看光明网上那篇《炼钢工人王白得传奇》:这段经历是不是更有什么可写的呢。

经过审查,中共黑龙江省委终于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做安排。”....王百得却向领导表明了自己相反的愿望: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当一名炼钢工人。一石激起千重浪,“文革”后变得 “务实”的市委机关干部们大惑不解,乃至平日熟知丈夫为人的于淑彦也一反往日的夫唱妇随,态度坚决地唱了“反调”...望着丈夫坚毅的面庞,于淑彦知道再劝也不起作用了。与丈夫共同从患难中走过的于淑彦,理解金色的炉台是丈夫生命的舞台,重视政治声誉的他要用劳动的汗水洗刷“文革”给他蒙上的污垢,用对社会的创造和奉献体味人生的快慰,用自投炼狱般的锻造以正世人的评说。十年来丈夫心中还有一个不解的情结:九届一中全会上,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炼钢工人王百得,毛主席握着王百得的手意味深长地说:“你是代表工人阶级的。”这句话从此在丈夫心里扎了根,成为他生活的宗旨。1982年,王百得回到了北钢平炉分厂护炉组。为了炉上有事招呼方便,年过五旬的王百得吃住在厂区宿舍,一干就是13年,直至1995年退休。这期间,他的爱女和长子相继因尿毒症和胃癌病故,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两度在这个家庭上演。

还可以看看这段更细致的描写,其中有一段对老工人的生动写照:也许这些在《人民文学》主编眼中实在是太平常了太傻帽了太不值得花费笔墨来宣传了吧。

终于,黑龙江省委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作安排。”两种职务安排,请他选择:另任新职,或易地做官。已经厌倦官场的王百得明确表示: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但是,王百得毕竟当过“中央领导”、市委副书记,工厂给他安排了一个平炉分厂“顾问”的衔,既指挥不了人,又不用参加一线劳动。可王百得一回厂就三班倒,真正当起了工人。一天深夜,一号平炉后墙塌落,钢水一旦冲出炉体,便是塌天大祸。总厂领导和总工程师在现场紧急磋商,决定放掉钢水,熄火检修。“不能这样,用烧结法可以维修后墙。”不知什么时候,王百得凑了上来。一位好心人悄悄拉他衣角:“别忘了,你是个啥身份。 ”王百得全然不顾继续说:“如果停炉,小修也要3天,少出10炉钢,损失可就大了。”此时,钢水已从炉体的裂缝渗漏,事不宜迟。王百得大胆的建议终于得到允许。年过半百的王百得,在炉前干了一个白班又连着干了一个通宵,平炉后墙终于被修复好了。工友们欢呼雀跃,跑去为王百得请功。为了工作方便,“编外炉长”王百得从回厂的第一天起就吃住在厂区宿舍,连续15年与市里上班的妻子分居,隔断了丈夫对妻子和父亲对孩子的照顾。15年间,爱女和长子相继病逝。然而,悲痛没有动摇王百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炼钢工人的决心。1989年王百得临近退休。妻子为他设计好了退休后的生活:受聘到市内一家区办企业,每月可轻松地多拿400多元报酬。然而,分厂领导愿意再留他一段时间,搞好“传、帮、带”,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1990年后就不属于编内职工了,在待遇上除了 100元的补差费,什么加班费、奖金、升级等统统没他的份。然而,他说:“只有炉上需要,我就干!”他又在炉前奋战了5年。

看到这里,对这位11年党龄、炼钢工人、造反派出身的“九大”代表,是不是还觉得很荒诞?